今天香港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9岁，女性是85岁，比英国开始成为福利国家时长十几年。港人实有必要三思，是否任由政客重蹈上世纪英国的覆辙？香港或须设立可负担的扶贫计划，特别是照顾老人，惟须透过经济审查，不能是一个政府无法负担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公共医疗. . . . 服务明显回落. . . . 政府实有必要及早增加人手，聘用更多医生与护士，否则用以吸纳与挽留人才的成本势必持续上升，令本已日益沉重的公共医疗开支百上加斤。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源于与内（中国内地）、外（外部世界）的双重融合。由于内地经济规模大，香港所需的调适主要是适应内地的市场需求、支持其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与内地重新融合的过程中，透过制度创新来管控香港活动和生活各方面的市场失衡，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这对香港是崭新的挑战。

最先指出香港有「深层次矛盾」而須要解决的是温家宝总理。. . . .「温五点」是深层次矛盾的「处方」，是香港要做的实事。深层次矛盾本身是什么 . . . . 笔者不避浅陋，接下来这两个星期试以不同实例，就深层次矛盾的表征做一个广泛的分析，来构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内容。

基于价值观，也为了减少政治分化，很有理由出招以拉近收入差异、纾缓贫困。但一般的诉求缺乏关键的实证，忽视差异拉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教育赶不上技术的发展。

说到底，政治主要是关乎小众利益的事。只不过经济学者告诉我们，这并非可置之不理的小事，而是足以摧毁文明的大问题。

「一人两票」的方法值得探讨。全港选民在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有一票 . . . . 这种双轨制高度明智、前瞻性强，适合现代的工业时代。

有鉴于中间服务对促进生产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以及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政府的经济角色应只限于提供鼓励创新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持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放宽对各种专业和职业的限制以降低入市屏障、并努力为服务业打开香港的出口市场，降低其门槛。

「长远的经济成长有赖创意和创新」已成为港人的共识。 . . . . 但既要高价鼓励研究以发现更出色的「思想」，又要低价出让「思想」促使其化为「事物」，这需要有适当的组织和制度来操作和安排。

新的《城市规划条例》，更永久性地提高了规管税。由于各种规划和管控制度太僵硬，供应追不上，土地上的密集边际值不停上涨。土地发展市场集中是这些制度造成的「果」而非「因」。要处理好这问题，必须解决官僚惯性、不同利益冲突和社会大众对发展的不同意见。

联系汇率使香港得与国际经济挂钩，维持公众对港元与香港货币政策的信心，但代价是无法调整汇率，要靠调整本地价格来抵销外来的震荡。 . . . .内地开放刺激了香港的通胀，亚洲金融危机则带来通缩，目前的全球金融海啸又带来通胀。

慷慨的社会福利补贴令本地人对外来占用者日益不满，酿成深层次的矛盾。 . . . . 历史告诉我们香港应趁内地对外开放与之衔接，而非回避。只要掌握好边界渗透度，港人实在无需忧虑，而检讨社福制度实乃事在必行。

英治之前的香港史料虽然有限，但仍清晰可见，过去这千多二千年，这个「荒岛」的命运取决于与大陆的联系。. . . . 香港的盛衰很视乎中国对外开放还是闭关。

今天年轻一代的芝加哥派学者偏向非政治性。 . . . . 但学派今天的成员距离当年Henry Simons的坚持甚远。 Simons认为：「把有违道德的事当作无可避免而承受下来，这本身就已经是有违道德。

乔治（Stigler）说，『米尔顿呀，你真爱说教！ . . . . . 』. . . . . 米尔顿回答说：『可是老百姓受了误导。我要教导他们。 』

施与受的鸿沟一日未弥合，受惠者都会继续高举道德，以强调本身的价值；施惠者也会继续不忿对方受殖民地「奴化」，空唱「核心价值」，却「忘恩负义」。

为了让叶子有最多的光照，促进光合作用，生物学者会为树构建数学模式。 . . . . . 模式若真能预测树木的枝叶分布，我们会视为有关树木「行为」的良好科学模式，不介意生物学者就树木的行为作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假设。 . . . . . 在现实中，真的树木没有「思想」，却能解决数学模式里的最多光照问题。

Knight在芝大经济系研究生里不乏崇拜者，但跟从他读博士的学生不多。不过，为数有限的弟子里，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师，包括佛利民、George Stigler、Allen Wallis和James Buchanan。 Knight通过对学生的教化，间接引领了经济系的航向。

从个人的选择不可能得出首尾一致的群体选择。假装有「人民意志」这回事，不仅是误导，更会错信在操纵下得出的政治结果是重大的成就，因为代表了道德崇高、正义凛然的价值观。这只会最终导致全面的政治压迫。

香港由于《基本法》未授权立法会提出涉及政府开支的草案，政客于是力促在各方面加强规管，从而透过规管来介入经济。由于规管的开支不直接反映在政府预算上，成为政客赢取选票、保持权位的另类途径。. . . . . 政客顺理成章把矛头指向「大」财团。. . . . . 重新分配财团的剩余须师出有名，故政治上必先丑化之。

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讥讽地说，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非罗马，也称不上帝国。但就是这个「三不像」政权展现神奇的生命力，肩负起奠定今天欧洲所有三大元素的名称和意念。信仰是基督教的，法律是罗马的，而作为帝国，所用的是非压制性的日耳曼行事方式。

挽救欧罗，德国责无旁贷。为此，唯一的办法是鼓励德国人消费和投资，同时力度要足以扭转经常账盈余。但欧洲央行必须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举同时可以减少德资银行为欧罗周边地区的巨额债务撇账；只有这样，才能让周边地区恢复成长，赚取欧罗还债。

在欧洲，虽说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本地，制成品国际贸易的差距仍大都是区域性的，这正是现在欧洲危机的根源。. . . . . 目前一些弱国的结构性对外赤字实在太大，太过失衡，难以自愿融资、自动解决.

「任何的预见既然不可能完美，则让投机者存在世上，只会有助于提升我们预见未来的能力，何乐不为？」

二十年前，我试图说明政府干预新盘预售（俗称「楼花」）并非上策。. . . . . 当时炒风虽盛，但市场并未失灵，政府没有必要出手；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并无不同 . . . . . 炒卖和接货纯属自愿的风险交易，只要银行审批按揭时保持谨慎，没有理由非管制不可。只要银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资产市场不可能因为炒卖而导致市场失灵。

佛利民在同一篇文章里慨叹：「美国历经大萧条、1970年代的通胀和加息，以及1980年代的通缩和减息后，我以为将高息等同货币紧缩、低息等同货币宽松的谬误已死。这样看来，陈旧的谬误永远死不了。」

香港若有84％的家庭拥有物业，对维持联系汇率是最好的保障，可以较放心去与世界经济深度整合 . . . . .

1965-2010年这四十五年内，新加坡大约年均较香港多增长1.35%。新加坡人和我们如果在1965年同样有100元，到了2010年，将会分别变成1167元和655元。新加坡的人均实质GDP较香港多78%。. . . . . 新加坡的公营房屋「组屋」可自由买卖，交投活跃，毋须承担香港无论是租住公屋还是居屋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四十五年算下来，这笔账十分惊人。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两地GDP实质人均增长率大部分的差异。

凯恩斯公式已走到了尽头。凯恩斯信徒精于向还未出生的世代借钱，看准他们无票无语，任由宰割。我们所有人都亏欠了未来的世代，是时候寻求可靠的出路。最终唯一可行的是，请美、欧、日的国民多工作、少花费，还清债务；想人民多工作，就要在生产力和教育培训上投资，同时改革税务和监管制度，奖励勤奋而不是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