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亦宜考虑应否重新推行长俸计划。适用于新入职公务员的公积金计划，与资深公务员的长俸计划同时并行，实在难免于「延付报酬」问题上启人疑窦。「延付报酬」计划所包含对不当行为的阻吓作用，无疑是政府用以维持公务员纪律的重要措施，实不应纯以退休福利安排视之。

究竟香港奇迹是否已经幻灭？香港昔日的奇迹，全凭在社经政策纲领之间保持平衡，配合巧妙的政治手腕加以微调，才能一直维持。回归以来，在本地政制仍处过渡期之际，香港不断尝试，至今仍在摸索再创奇迹之路。

推行立法会选举比例代表制，正是政府决策失当的最明显例子，因为此举无异于助长政治代表四分五裂。整合民意从来就并非易事，而实行此制之后就更难上加难。不但无法在新社经政策纲领之间取得平衡，反而引致组别只顾自身利益而各不相让，在政见分歧影响下造成政策停滞，以致社会日趋分化。随着悬而未决的经济、社会议题不断堆积，香港不但在社经方面严重分歧，在政治上亦日形分化。

社福机构、利益组织、政治倡议组织由于主张为麦理浩式传统社会政策模式进一步投放社会资源，自然将种种改革措施视为威胁，而对政府的改革措施采取敌对态度。因此，政府改革社会政策纲领及维持社经政策纲领的平衡关系，结果难以付诸实行。迫于客观形势，政府无奈作出妥协，而将改革目标收窄。

经济政策方面，香港奉行自由开放市场、小政府、低税率、适度规管，而且尊重私有产权。社会政策方面，本地的社会福利制度或多或少以英国模式为蓝本，通过以公帑直接资助或补贴非牟利志愿组织，提供教育、福利服务、医疗、房屋等方面的福利。不过，严防任何有关免费午餐的非分之想，原因不单在于有违审慎理财的原则，而且恐防会助长政治参与的意欲。 . . . .在香港政制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开放之后，改写了社会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致经济政策往往受制于社会政策，而「积极不干预主义」亦备受攻击。

中国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机遇，亦会对香港社会造成扰乱和冲击。日趋繁荣的背后，有人欢喜有人愁；未能把握机遇的一群应予以照顾，因为随着本地政制日渐开放，他们的政治呼声就会日形突出。为谋对策，必须有大刀阔斧、高瞻远瞩的气魄。要实现的目标有以下三个：一、同时与内地经济及国际经济融合，从而维持香港作为开放城市的经济繁荣；二、与社会大众分享繁荣成果，使民粹政治不致在民间造成严重分化；三、持续开拓香港与内地互惠双赢合作的机会，令「一国两制」继续保持动力。

黑人虽获自由，但其经济条件反而变差，政治地位亦未见有任何改善之处。美国在修宪之后还须再过整整一个世纪，种族平等及黑人投票权才再度成为受关注的政策议题。. . . . 电影《林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这位一代总统，不但精通语言权术，也深谙为政之道，为化解无比艰巨的挑战寻求解决方案，不惜肩负沉重无比的道德责任。

修辞不过是「语言权术」的语言表达方式，在遣词用语之中流露出操控和误导的用意。鉴于民间的共同意愿本属子虚乌有，若必须作出集体决定，就难免要运用「语言权术」。以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这正是无从断定民心所向的结果。

林肯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并非纯粹在于解放黑奴的义行，而是因为他创造了历史的转折点。. . . . 林肯登上总统宝座，打破近六十年一直由民主党垄断大选的局面，此后七十二年转由共和党主持大局。. . . . 第13条修订案的通过，. . . . 迎来共和时代，为美国成为二十世纪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奠下稳固根基。

有关优厚福利打击工作意欲的专题研究少之又少，今后应在这方面多做研究工夫。在贫穷问题日趋严重，而贫富又日益悬殊的今天，面对各界对此深表忧虑的呼声，社会势难避免进一步加强福利计划。不过，为免进一步打击本地打工一族，尤其是年轻人的工作意欲，推行措施应审慎从事，不宜轻率。

其实靠住户收入来衡量收入不均现象，并据之以对贫穷下定义，当中漏洞甚多，但两者比较起来，贫穷线B有一个基本原因胜过贫穷线A；只以同龄组别中的个人和住户作比较之所以实际得多，是因为他们都属同辈，既处于同一人生阶段，又在同一年代中成长，在学时期也相同。年龄实在是制订贫穷线的较佳依据。

改善本地建造业现状实已成当务之急。十大基建项目将于今年全面展开，建造业生产力偏低导致人手短缺，势将对工程进度造成障碍。至于行政长官在上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宣布的未来建屋计划，落成期也难免因而受阻，除非能及时就引进建筑工人作出安排，以确保各项建设宏图顺利展开，否则有关工程将难望如期完成。

长远而言，香港所需的政策应能透彻掌握贫穷户的成因，以及建立有助于脱贫的诱因和干预措施。社会不应关爱有余、头脑发热，只有透过切实客观分析，才可在扶贫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否则只会白白错过从美国「大社会」计划失败经验中汲取教训的机会。

将贫穷线与年龄挂钩，确实能提供较为公平的衡量准则，以断定谁属于贫穷户之列；不以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住户的收入作比较，也可避免得出盲目性的结果。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住户人数，但不会受住户人数及其他因素影响。

1976年至1996年间，未婚男女雇员月薪百分比的平均差距约为-12.8%。1996年至2011年间约为-1.4%，两段期间的差距收窄11.4%。不过，鉴于12.8%的差距不算显著，可推断1996年以前性别歧视对薪酬的影响程度应不算高。时至今日，既然单身女性雇员薪酬渐有高于男性雇员之势，「宅男」的现象渐见形成也就不足为奇。至于这个发展有何实质影响，至今仍是未知之数，而相关研究亦不多见。不过，可以定论的是，现今劳动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并不严重；由于女性会因婚姻及生育打断工作，故在较高职位上薪酬会落后于男性，但随着结婚生育比率持续下降，女性教育水平追过男性，这个距离将不断缩减。

加强并保障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资对维系经济长远活力和增长，以及把中国投资型经济迈向消费型经济至关重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革离婚法、取消「一孩政策」、开放银行及金融市场、效法新加坡（而非香港模式）增加廉价公共房屋供应。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婚姻法、政府房屋计划、金融业法规，以及老年退休金计划，都对家庭储蓄、生育，以及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方式造成严重冲击。至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经验，实乃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而非不少港人以为可行的榜样。

配偶各司其职，以生育「亲生子女」为出发点，不容轻率否定。在「亲生子女」的议题上，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实有天渊之别。. . . 人类创立的家庭制度，正是延续生命并保障世世代代子孙福祉的最有效方法；至于婚姻，则是最有利于确保家庭继续存在而生生不息的合约安排。

提供便于使用的数据，确是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良方，政府对此实应义不容辞。. . . 制订竞争政策的目的，在于活化市场，促进经济活动，其中尤以产业创新为主。有见及此，《竞争条例草案》不应单为惩罚有违竞争原则的现有企业、加重其营运成本而设。政府可否把有关政策重点放在降低入市门坎方面？

佛利民最强调自由选择，反对强制，而且要求有竞争，不让公营机构垄断服务。. . . 认为扶贫归扶贫，退休保障归退休保障，不应扯在一起 . . . 认为应为他们直接提供收入，而不是津贴服务这样间接迂回 . . . 他相信在民主社会里不可能说服政客，而应该说服人民，由人民对政客下指令。

政治若主要是竞争在各阶层之间转移收入的权利，社会也就会不惜工本以求重新分配资源。得益者如果是政客或者他们的选民，这种争夺也就更不堪设想。. . . 政府在社会主义下掌握的经济比重大过资本主义。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寻租和选票竞争的回报也就更大更严重。. . . 没有资本主义引擎带动增长的话，本质上零和的政治可能会令经济倒退。

最低工资最能惠及的并非收入最低的家庭 . . . . 有小部份甚至来自高收入家庭 . . . . 真想扶贫，深入探讨贫穷的真正的成因，以免被政治牵着鼻子走，. . . . 为市民提供「基本收入」远远好过设立「最低工资」或其他各式各样的扶贫措施；随后可按年讨论所需发放的金额。政府实应慎重考虑此建议。

市场本来最擅于为不同技能的人与不同生产力的工作配对，但最低工资令低收入的工作失却这项重要的功能。扩大最低工资以涵盖更多任务人，只会扩大对经济的损害，那不是鼓励勤劳的工人力争上游，而是引诱他们日趋下游，得过且过。

政府应阐明无意设立全民退休保障。这类倡议罔顾责任、有损社会的跨代关系，当局应严词拒绝，同时不应为了说服议员接纳「长者生津」，而表示不排除将来可以考虑全民退保。这是错的。

威尼斯本来看似会成为人类第一个开放竞争经济、且具政治包容性的社会，惜自毁长城。起初很好的政经制度变得封闭、垄断和独专，致使经济由盛转衰。威尼斯的总督府有双重的含义。. . . . 总督宫的大房间（Sala Maggiore）. . . . 是威尼斯包容性的象征。总督宫顶层隐秘的特工办公室. . . . 是威尼斯封闭性的象征。

「港人港地」的中心思想是透过公营房屋部门，为合资格的永久性居民提供地价资助；关键是要资助地价而不仅是建筑物的发展成本，让合资格永久居民透过政府资助，获取所住单位全部地价。. . . .「港人港地」是具突破性的观念，可作为长远房屋政策核心的指引。执行得宜，十年后当有更多的房屋供应，市民真正置业的比率更可望高于八成。

以「八成住户拥有自置居所」作为中心目标，应足以解决房屋问题，且同时建立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相信可在十年内达成。我所谓的「自置居所」（homeownership），是指持有所住单位的全部业权 ，可在公开市场出售而毋须补地价。

国家的「十二五」计划决定大量兴建「经济适用住房」。但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先例看，必须为置业安居和公营房屋提供妥善的市场制度，否则只怕如香港般，引发大量怨气。

过去数年由勾地触发拍卖的土地这样少，可能是因为制度欠妥；这是可以补救的，不应视为市场无法带动卖地或发展商彼此串谋。不论是由于对经济前景看淡或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令市场情绪转差，还不是转回直接卖地的时候，况且这会涉及其他风险。

今天的房策不像当年，确保能跨届延续。这与政府的公信力和魄力无关，而是因为政制仍在演变，不像当年可以说得准。政策不确定，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就相应增加。

自从全港单位的数目超过家庭数目后，制订长远的房策就必须兼顾求与供，而不能像从前那样只考虑供应。